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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歐美發達國家場地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2020-02-02    土壤改良及修復

摘要


國際經驗表明,科學完整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是全面推進土壤質量保護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礎保障,尤其對處于起步階段且面臨諸多挑戰的中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雖然任重而道遠,卻是土壤污染管理能力建設的必然。為有效預防和治理修復工業遺留場地的土壤污染問題,加快推動城市土地的安全與可持續利用,本文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發達國家場地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要素構成及演變特點:各國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及管理方法異同并存,構建一套完整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必須以基于風險的全過程可持續管理為原則,涵蓋法律保障、技術體系和管理手段等三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要素方面。其中,法律法規是標準制定和措施執行的核心原則和關鍵導向;標準導則是加強法律法規可行性的細化、具象;管理手段是法律法規和標準導則實踐層面的配套保障。歐美等發達國家完善的場地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對中國防治體系的構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經驗,從中國土壤污染防治的現實需要和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三元一體的“法律—技術—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發展方向和重要內容,該體系涵蓋法律法規體系、技術標準體系和可持續管理體系三個方面。






土壤是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興國安邦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戰略資源。但近年來,日益突出的土壤污染問題已對生態環境、農作物產量和質量、人體健康、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引起世界各國對土壤污染防治的廣泛關注和積極探索。

土壤污染防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各行政管理部門、社會團體、公民、企業和專家學者等各利益方的積極參與,更離不開法律法規體系的原則思想指導及標準技術文件的配套保障實施。歐美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將土壤保護納入國家環境管理體系,目前已形成完善的集法律法規、技術標準和管理機制為一體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采取以風險管控為核心的集污染預防、風險管控、治理修復和土地流轉再利用為一體的土壤分級分類可持續管理策略。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較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晚,各級政府、各地區、各部門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積極應對嚴峻的土壤環境形勢,同時,復雜的污染狀況、不完善的防治體系等諸多挑戰,也大大增加了開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難度。由于國情的差異、污染背景的不同,不能完全依靠引進國外修復技術解決我國土壤污染問題,但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及成熟的管理經驗,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本文通過對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發達國家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全面系統闡述,分析借鑒其成功經驗,探索建立健全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有效方法,全面推動土壤質量保護和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1 美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以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拉夫運河(Love Canal)污染事故”為起點,在追求地下水質量的目標驅動下,美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涵蓋法律法規、技術規范及管理手段的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基于《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發布的《綜合環境污染響應、賠償和責任認定法案》(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CERCLA,也稱“超級基金法”)和《資源保護及恢復法案》(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對于美國開展土壤污染防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旨在預防固體廢物、工業廢物和危險廢物對地下水和土壤的潛在污染,并規范治理已產生的污染問題。超級基金法首次明確定義棕地(brownfield)為“不動產,而這些不動產的擴張、重新開發或再利用可能由于有害物質或污染物的存在或潛在存在而變得復雜”。

在基礎法案指導下,美國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隨棕地項目的開展進一步完善,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根據法案中對含有石油或有害物質的地下儲油罐技術要求的規定,美國環保署發布了一系列地下儲油罐相關法律、法規,并在每個州建立地下儲油罐項目(UST Program),清理污染場地的油汽泄漏問題,治理場地土壤與地下水污染。
(2)基于《安全飲用水法案》(Safe Drinking Water Act,SDWA)設置最大污染物濃度值(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s,MCLs),以保障飲用水質量安全,限制公共飲水系統中所允許的污染物最大濃度值。
(3)為提高超級基金法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針對執行過程中暴露的問題,特別是由于潛在的責任方可能承擔無限的且不確定的責任,會引起大量的法律訴訟,使小企業承受不公平的負擔,美國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修正案和補充法案,包括1986年的《超級基金修訂與授權法》(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SARA),鼓勵自愿和解而減少訴訟,強調永久性修復和修復技術革新的重要性,使州政府和市民更多地參與超級基金計劃的各個階段等;2002年的《小企業責任減免與棕地復興法》(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s Revitalization Act,BRA,又稱棕地法),明確污染責任人和非責任人的界限,以保護無辜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權利,避免棕地的廢棄或閑置等。

在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美國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技術規范和指南,為土壤污染防治過程中環境管理機制的落實提供技術依據,規范和指導場地環境調查、風險評估和棕地修復等行為。主要包括:

1.1 《土壤篩選導則》

《土壤篩選導則》(Soil Screening Guidance,SSG)為場地管理者確定基于風險和特定場地背景的土壤篩選水平提供了分層次的管理框架。土壤篩選水平不是國家修復標準,其旨在確定污染場地面積、暴露途徑和化學污染物濃度等,促進污染場地評估和土壤修復。它由使用標準指南、場地概念模型、地表和地下土壤篩選數據質量目標、污染物化學性質和人體健康基準等附加文件組成,用于指導污染場地的初步篩選,進而確定是否需要開展進一步的“修復調查”和“可行性研究”,或無需采取任何修復行動。

1.2 美國環保署第9區初步修復目標行動值

美國各區或州均制定了適用于本地實際情況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其中,美國第9區(臨太平洋西南部地區)的初步修復目標值根據毒理學參數和物理化學常數的修正進行實時更新,提供了用于計算場地修復目標的詳細技術信息。考慮到其與第3區和第6區均以風險評價為理論基礎且計算方法類似,因此,美國環保署將第3區風險濃度(Region3 Risk-Based Concentrations,RBCs)、第6區人體健康中度限定篩選水平(Region6 Human Health Medium-Specific Screening Levels,HMSSL)和第9區初步修復目標值(Region9 Preliminary Remediation Goals,R9PRGs)合并,為居住用地、商業/工業用地土壤、大氣和飲用水制定了最新的超級基金場地化學污染物的區域篩選水平(Regional Screening Levels for Chemical Contaminants at Superfund Sites,RSLs)。篩選水平的計算同時考慮其他環境法規設定的濃度限值(如安全飲用水法最大污染物水平)和特定暴露條件下基于風險計算的濃度限值。

1.3 《國家優先控制場地名錄》和危害排序系統

受資金、資源、人力、時間等因素限制,為使更多的受污染土地得到及時治理,美國建立了國家優先控制場地名錄(National Priorities List,NPL),有助于污染場地修復優先性排序,確定哪個場地需要深入調查。污染場地被列入國家優先控制場地名錄的主要判別依據是危害排序系統(Hazard Ranking System,HRS),利用初步場地評估的有限信息,評估該場地對人類健康和周邊環境的潛在威脅。基本操作程序為:首先,通過現場調查初步評價污染狀況,并將信息錄入超級基金信息系統,然后,通過危害排序系統判定土壤污染程度,評估場地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程度,對于經判定后仍需開展進一步詳細評估的場址,列入優先修復名錄;隨后,對優先修復名單上的場地,按照場地環境詳細調查、修復方案設計與可行性研究、工程施工、竣工驗收、污染修復設施運行與維護等流程操作,驗收合格的地塊將從優先修復名錄中除名。

1.4 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

美國修復技術圓桌會議(FRTR)推薦在決策初期使用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screening matrix,RTSM)評價修復技術,將64種原位和異位土壤/地下水修復技術分成14大類,篩選變量包括適用污染物類型、成本、修復周期、技術推廣程度等16個指標,評價標準包括優于平均值、平均值、低于平均值和其他。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矩陣記錄了大量工程案例的場地污染及修復信息,針對場地污染表征調查、修復技術初篩和修復技術綜合評價等污染場地修復技術篩選的不同階段,設計了不同的數據信息表格,供評估者查詢,尤其為相似背景場地修復的技術篩選與可行性評估節省了時間投入與經濟成本。

至此,美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涵蓋法律、技術規范及管理制度的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圖1),涉及的主要保障機制與有效管理手段包括: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嚴格連帶無限責任制;污染付費、稅收政策與政府補助等相結合的多渠道長效融資機制;基于風險的篩選、評估與管控,場地污染分類與優先修復;各級政府、投資者、公眾等利益相關者在土壤污染防治各環節的廣泛參與;規范完整的棕地管理程序和信息完善機制;先進的修復技術研發與篩選體系等。在其聯動作用下,截止2016年,1337個污染場地被列入美國國家優先修復名錄,其中392個場地得到有效治理,從名錄中移除,極大推動了美國棕地的管理與再利用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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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承受了由此造成的嚴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英國對土壤污染防治采取從污染場地識別至治理行動實施全過程的風險管控,并積極鼓勵當地社會群體盡早參與整個決策過程。隨著土壤污染防治實踐的深入,逐漸形成了一套基于風險管控的英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其特點為:法律法規保障、風險分層評估、可持續修復和棕地改造,并在相應技術導則的規范指導和有效管理機制的保障下得到有效實施(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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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后,以可持續發展、污染者付費和污染預防為基本原則,英國的立法指導思想轉為通過制定環境標準來防治環境問題。1990年頒布的《環境保護法案》第2A部分(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0: Part2A)是英國污染場地管理的核心法規,為土壤污染鑒定及恢復整治提供了依據,并明確了污染場地的定義,將風險評估的思想納入土壤污染防治。其他重要的污染場地法規包括《規劃政策聲明23》(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23,PPS23)、《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TCPA)和《水資源法》(Water Resources Act,WRA)等。
在污染場地識別階段,英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指南建議對人類和生態系統進行基于風險的分階段評估和管理。第一階段基于場地相關資料和現場踏勘開發特定場地概念模型(Conceptual site model,CSM),揭示污染物的源、匯及其遷移轉化規律。第二階段采用污染場地暴露評估模型(Contaminated land exposure assessment,CLEA)估算暴露風險及土壤指導值(Soil Guideline Values,SGVs),判斷是否采取進一步評估或修復行動,同時可排列污染場地優先次序。第三階段為詳細的定量風險評估,確定場地污染的嚴重程度和進行修復的時間。
在場地修復初始階段,受污染土地以重型工程方案為主,但其費用高昂,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大。某些情況下,影響相對較小的風險管控方法更有實際意義(例如,不直接修復,而是通過設立屏障阻止人們進入污染場地)。因此,圍繞風險管控的核心思想,英國環保署發布了污染場地管理規范程序(CLR11:Model proced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nd contamination),以一種遵循英國政府法律法規的方式,幫助包括土地所有者、開發商、專業咨詢、政法主體、投資方等在內的所有利益方,從風險評價、修復方案評估和修復策略實施三個方面,為污染場地風險管控提供規范的技術框架。
此外,結合環境影響消減計劃的目標——“減小對挖掘和清除技術的依賴,并盡可能回收利用材料,以減少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土壤”,英國提出了可持續修復的概念,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貫穿于整個工程初始設計、實施和后期監測階段。配套政策立法和實踐工程檢驗,英國可持續修復論壇(Sustainable Remediation Forum UK,SuRF-UK)形成了第一個完整的可持續修復框架和修復技術評估指標導則,旨在為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可持續修復提供決策支撐。SuRF-UK從環境、社會和經濟三方面定義了包含15個主要指標的修復決策可持續評估指標(表1),然后根據項目目的、數據可得性、成本、時間等因素分別采用定性—半定量—定量的分層方法評價修復可持續性。其中,多準則分析法(Multi-criteria analysis)、生命周期評價(Life cycle assessment)、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等方法、技術相對成熟,并廣泛應用于修復技術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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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棕地”概念是英國實現土壤污染有效防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以“適合使用”為土壤污染防治的中心策略,指導棕地治理方式、標準及再利用用途,促進棕地再開發與可持續管理。以改善環境質量和提高城市服務功能為目標,棕地的軟終端再利用(softend-use)(如新能源生產、公園綠地、生物棲息地等)憑借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及可獲得的額外增值價值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在英國廣泛實施。

最后,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及污染場地風險管控的有效開展,均離不開管理手段的配套落實,如:(1)對棕地治理所產生的費用采取“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同時輔以資本津貼和稅收減免政策兩種主要經濟手段,激勵棕地的污染治理與再開發;(2)定義兩類污染責任主體:A類為造成場地污染或容許污染行為發生的責任主體,B類為在無法確認A類責任主體的情況下,場地當前所有人或使用者將承擔修復治理責任。


3 歐洲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3.1 歐盟層面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歐洲是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較完善的地區。以法律法規為保障指導,由各成員國工業代表和科研機構創建的污染場地管理機構組織,是建立健全歐盟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主體,該組織制定了風險管控、可持續修復、場地再利用決策等技術導則,并通過項目、計劃的實施,檢驗污染防治理念在工程操作中的可行性(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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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主要法律法規


為阻止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的歐洲各國土地持續惡化,歐盟于1972年頒布了《歐洲土壤憲章》(European Soil Charter,ESC),第一次將土壤視為需要保護的有限稀缺資產。2006年歐盟委員會制定了土壤保護專題戰略(Thematic Strategy for Soil Protection,TSSP),強調以風險預防為原則,在歐盟層面和國家層面上采取有利于土壤可持續性的防治措施。其中包含《土壤框架指令》草案(Soil Framework Directive,SFD),該草案旨在建立統一的通用行動方案,指導各成員國開展土壤防治工作,各成員國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建立國家土壤修復計劃,以減輕土壤環境風險,但由于技術轉讓、各成員國的市場成熟度以及利益者沖突等因素,導致該指令未能最終通過。

3.1.2 主要實施主體

歐洲污染場地恢復環境技術網絡組織(The Contaminated Land Rehabilitation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in Europe,CLARINET)致力于探索處理污染場地問題的有效手段,以不損害人體健康和水資源質量、建立商業團體對土地再開發效益的信賴及土地的可持續利用為目標。其主要目的是為歐洲污染場地重建決策提供科學的技術建議,利用現有的專業知識為歐盟國家政策制定者提供合理建議,并促進政策、實踐和科學知識的相互作用等。歐洲污染場地恢復環境技術網絡組織在促進污染場地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項目方面與歐洲工業污染場地協會(Network for Industrially Contaminated Land in Europe,NICOLE)關系密切,其“基于風險的場地管理”的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環境政策中土壤質量、水資源保護和土地利用管理的協調統一,并從空間規劃、環境保護和環境工程等不同的視角達成一致目標。

于1995年成立的歐洲工業污染場地協會(NICOLE)是另一個在歐洲國家工業污染場地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堅力量,旨在創造一個污染場地管理知識推廣和交流的平臺,開展合作研究,促進歐洲工業產業更有效地識別、評價和管理污染場地,加強國際合作,轉化利益相關者(如土地開發商、投資商、當地政府部門等)的智力成果。目前,歐洲工業污染場地協會的可持續修復工作組(SRWG)正廣泛收集整理已開展的案例研究,建立示范項目數據庫,檢驗可持續修復理論在污染場地修復管理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3.1.3 主要項目計劃

棕地再生綜合管理(Holistic Management of Brownfield Regeneration,HOMBRE)是歐盟第七計劃框架(EUFP7)的子項目之一,其目的是探索修復場地的軟終端利用如何實現項目的預期效益,可取得哪些額外收益,并明確棕地利益相關者(開發商、科學家、政策制定者、政府管理者、方案設計方、工程實施方等)可獲得的總體價值,主要通過棕地機會矩陣(Brownfield Opportunity Matrix,BOM)和場地概念模型(Conceptual site model,CSM)執行。

棕地機會矩陣的理念認為,場地干預手段和其傳遞的服務之間具有強烈的協同作用,這種協同作用具有創造增值價值的潛力,其價值包括直接財政收益(如能源收益)、自然資產價值(如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文化價值(如促進社區融合)、有形的經濟效益(如清潔土地增值)和無形的經濟效益(如場地管理者良好的聲譽)五個方面。通過干預—服務矩陣(表2)明確污染場地再利用的增值服務與提供此服務的干預機制(例如生物質發電帶來的經濟效益和教育價值)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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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概念模型擬通過識別污染源—暴露途徑—暴露受體之間的關聯,建立基于風險評估的污染場地可持續管理概念模型,評估不同管理決策對場地周邊人體健康和環境的有利、不利影響,篩選最優決策方案,并開展實例研究驗證模型的可靠性;促進決策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對模型的構建,對實現場地再開發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持續性紐帶(Sustainability linkages,SL)是構建場地概念模型的核心概念,依據SuRF-UK主要類別建立污染源、暴露途徑和暴露受體之間的關聯,以識別干預措施對社會、環境和經濟受體的作用機制(圖4),如地表植被覆蓋可通過改變生物多樣性影響當地生態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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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修復(Gentle remediation options,GRO)是為治理修復重金屬或類金屬污染的土壤而采取的風險管控決策或風險控制技術(包括植物修復和微生物修復技術),其在有效控制潛在風險的同時可改善土壤功能。通過原位穩定化、提取、轉化或降解污染物,減少其向當地受體的轉移。目前,溫和修復已被成功運用于法國、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修復其污染工業用地、農業用地、礦區等多種土地利用類型。盡管其在風險管控、資金調配和可持續性方面與傳統修復技術相比,具有絕對優勢,但由于項目周期長、場地面積限制、缺乏利益相關者認知及認可等因素,溫和修復在實踐修復工程中的應用仍十分有限。

為提高溫和修復技術的可行性、可靠性和應用的廣泛性,微量元素污染土地溫和修復(Gentle Remediation of Trace Element Contaminated Land,GREENLAND)項目制定了基于歐洲污染場地溫和修復案例的技術導則,利用微軟Excel的用戶友好性操作界面,從定義階段/可行性、探索階段/確認、設計階段/實施等三個階段,開展修復技術評估、利益相關者篩選和場地再利用決策,尤其適用于場地再開發的軟終端利用。

3.2 荷蘭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除歐盟層面的法律制度和技術框架外,在國家層面上,荷蘭和德國是較早關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并已取得有效成果的典型。

荷蘭是最早制定土壤保護專項法律的歐洲發達國家之一。1983年的《土壤修復臨時法》(Interim Soil Remediation Act)基于土壤背景值和專家經驗提出了最初的A、B和C土壤標準值體系(SQSs),引入“多功能土壤”的定義,認為土壤修復的標準為可滿足任何功能的土地再利用用途。1987年《土壤保護法》(Soil Protection Act)生效,強調土壤污染的防治,首次引入“污染者付費”的理念。2008年《土壤質量法令》(Soil Quality Decree)發布,強調土壤的可持續管理,探索健康的人居環境與土壤功能間的平衡,并考慮到土壤治理成本和治理目標的可行性,以“適用性”原則替代“多功能土壤”原則,即根據土地當前用途和再開發用途確定治理目標。2013年《土壤修復通告》(Soil Remediation Circular)作為土壤保護法的補充法案,重新定義了土壤修復標準和目標,用以判斷土地修復的緊迫性。

如圖5所示,以完善的立法框架為基礎,荷蘭對土壤環境實行涵蓋污染預防、土地可持續利用和污染場地修復的全過程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也隨實踐經驗的積累得到不斷改進。污染者付費、風險評估、適用性原則、可持續利用、制定技術標準等先進創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土地的可持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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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在土壤環境管理實踐中認識到,越早開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所付出的社會經濟成本就越小,預防成本僅約為治理修復成本的1%,因此強調“預防為主,兼顧治理”的土壤管理模式。此外,執行政策或受政策影響的利益群體的接納支持度,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成效,因此,主張在管理決策的早期階段考慮各工業和環境群體的利益需求。

制定土壤質量標準和風險評估技術框架是荷蘭成功開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另一個關鍵決定性因素,基于全國范圍農業用地和自然保護地等,隨機采取的未受擾動土壤中252種土壤污染物濃度確定土壤背景值;基于人體健康和生態毒理風險確定干預值;基于農業、居住和工業等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風險限值確定最大值。
根據背景值和干預值,將土地分為清潔土壤、輕度污染土壤和嚴重污染土壤,考慮適用性原則,清潔土壤適用于任何用途的土地利用,輕度污染土壤根據最大值又劃分為居住適用類型和工業適用類型,嚴重污染土壤不適用于任何土地用途的直接開發。對受到污染但未超過干預值的土壤納入可持續利用管理,對超過干預值的土壤按“場地環境調查—風險評估及基于風險的治理目標和措施—修復技術篩選及可行性評價—修復結果評估檢測”的程序開展土壤修復,按照污染者付費、土地所有者負責(無法確定污染者)、當地政府部門負責(確定土地所有者免責)的原則,合理分配污染者、業主、政府、開發者等各責任人職責,籌措修復資金。

3.3 德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

德國的土壤污染防治注重土壤保護的立法體系建設,已形成一套圍繞歐盟、聯邦和州政府三層面的完整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在歐盟層面相關法律法規引導下,以《聯邦土壤保護法》(The Federal Soil Protection Act/FSPA)為核心法律,輔以《聯邦土壤保護與污染地條例》(Federal Soil Protection and Contaminated Sites Ordinance)、《聯邦區域規劃法》(Federal Regional Planning Act)、《閉合循環管理法》(Closed Cycle Management Act)、《污水污泥條例》(Sewage Sludge Ordinance)、《聯邦自然保護法》(The Federal Nature Conservation Act)等聯邦法規,以各州土壤保護法為配套性補充。

德國強調土壤的循環利用,同時也認為土壤污染預防與修復同等重要,因此,其土壤污染防治體系涵蓋了土壤污染預防、土壤環境調查、風險評估和污染場地修復的全過程,并分別對工業污染場地和農業土壤利用作了說明,規定了預防原則、責任機制、風險管控、土壤監測與信息公開、功能性修復等基本原則。

3.3.1 預防與責任機制

同其他發達國家類似,德國以“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追溯污染土壤治理的責任人及修復資金,明確了場地調查、清除污染的責任人及土地使用者、所有者規避危險的原則。土地使用者和所有者應采取適當措施預防土壤的有害改變,若土壤發生有害改變,則依法追責。如果污染者拒絕承擔相應責任,尤其是拒絕清除污染物,將被處以罰款,嚴重情況下可被判監禁。政府當局也可開展必要修復工作,但相關費用由污染責任人承擔。對于無法確定責任人的土地修復資金,可通過抵押財產的方式索賠。

3.3.2 風險管控

為判別土壤是否污染以采取進一步的應對措施,三種基于風險的土壤環境標準分別被定義為:適用于不同暴露途徑(土壤至人體、土壤至植物和土壤至地下水)的觸發值,在土壤至人體的暴露途徑下,還考慮了不同的土地用途(游樂場、居民區、公園和娛樂設施、工業和商業用地);基于土壤至人體、土壤至植物暴露途徑制定的行動值;防止新的土壤污染發生的預防值。
超過觸發值,須對超標的個別點位開展進一步調查,考慮土壤利用,確定是否存在土壤的有害改變或場地污染。超過行動值通常表示存在土壤的有害改變或場地污染,考慮土壤利用并需要采取補救措施。超過預防值表示存在土壤的有害改變,考慮地質因素或與擴散、沉降相關的污染物濃度。

3.3.3 土壤環境質量監測與信息公開

政府當局、土壤污染調查小組及相關責任人負責對土壤進行長期監測,記錄土壤的生物、理化特性及污染物濃度等,隨時了解土壤質量變化和發展趨勢,及時預防新的土壤污染或評估治理措施有效性。配合污染場地識別與登記制度,對污染場地相關信息進行詳細補充,建立全國土壤信息數據庫系統,為聯邦和州政府開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支持。土壤信息可在基層行政機關之間進行交換,并需向受影響的利益群體及時公開土壤環境信息和場地清理行動。

3.3.4 土壤修復措施

在土壤修復上,德國以保護土壤特殊功能為原則,采取三種主要修復措施:移除污染源,如將污染土壤挖出轉運至其他地方進行后續處理,原場地填埋以清潔土壤;阻隔封閉污染物,如利用固封材料阻止污染物向水體或大氣的擴散、移動;保護污染暴露受體,如通過設置物理障礙或信息張貼等方式告知公眾,限制其接近污染源。通常情況下,三種措施會綜合應用。根據這一修復思想,德國目前需要治理的土壤中,僅有10%需要進行技術改造。

4 對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建設的啟示與建議

對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的系統分析發現,各國土壤污染防治制度及管理方法既相似又存在差異,一套完整的土壤污染防治體系必須圍繞風險全過程可持續管理的核心原則,從法律、管理制度及技術規范三個層面構建。發展趨勢具有如下特點:
(1)政府主導下,更多層級與更多部門的明確分工、聯合監管和協調推動作用;
(2)范圍更廣、信息更全、公開度更透明的土壤環境質量監測工作;
(3)更多樣性的創新融資機制,保證土壤污染防治穩定充足的經濟來源;
(4)貫穿于土壤污染防治各個階段的風險管控和可持續管理思想;
(5)責任人界定及責任的不斷嚴格、完善,保護無辜利益者權利;
(6)鼓勵更多利益相關者更早及全過程參與土壤環境管理決策;
(7)修復技術向環境友好型、多手段原位聯合修復、快速設備化修復方向演化。

污染場地因多位于城市人口密集地區,存在較大的環境安全隱患,但目前,我國土壤污染防治仍面臨法律法規缺失、技術標準配套落后、管理體系不完善等諸多問題和挑戰,借鑒發達國家豐富的先進管理經驗將有助于建立健全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從而快速有效實現土壤質量保護和土壤污染治理的長期目標。

4.1 由“重技術、輕體系”向“法律—技術—管理”三元體系轉變

由于土地快速開發的需求,對資本收益、工程周期和成本節約的追求,工程實踐中更偏向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短時高效的修復技術,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修復技術研發和工程化應用,但同時嚴重忽視了法律體系和管理體系建設,存在盲目修復、資源浪費、二次污染風險、影響社會公平等隱患,不利于土地修復、開發和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因此,為保障風險管控方案的有效落實,提高土壤修復治理效果及降低污染防治成本,應將全面構建法律法規體系、技術標準體系和可持續管理體系三元一體的“法律—技術—管理”土壤污染防治技術體系作為當前工作的重點方向。

4.2 加快推動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由于土壤污染的嚴重性和場地管理的復雜性,土壤污染防治難以通過環境介質法律法規的分散式管理實現,盡管《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被當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的行動綱領,在一定程度上為土壤質量管理提供了政策性指引,但其約束力有限。
當務之急,必須加快土壤污染防治專門立法,包括針對污染問題突出的農田、場地的污染防治相關法律法規,尤其需明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各部門職責與協作機制、土壤環境調查與信息公開機制、責任追溯與基于市場的融資機制、公眾參與機制等相關規定。增強土壤污染防治頂層設計的法律效力,不僅有助于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體系的系統性,為各部門開展工作提供法律支持,而且能有效緩解嚴峻的土壤環境形勢,提高土壤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4.3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標準體系

作為環境執法和管理的基本依據和主要工具,原則層面的法律法規必須有依法制定的標準、指南等技術規范的配套才能有效落實。而我國現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技術標準多數空白或滯后,如《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995)作為全國通用標準,土壤污染物類型少、適用范圍小,已不能滿足當前土壤環境質量評價的現實需要。鑒國外經驗,應根據現階段土壤質量現狀、污染特點和現實挑戰,及時修訂、制定針對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不同區域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針對不同污染物、不同場地特征、不同再利用用途的修復技術篩選和修復標準指南,以及針對不同污染物、不同治理修復技術的工程技術規范等,咨詢和修復企業的行業準入及從業人員技能標準等,完善污染調查、風險評估、治理修復和修復結果驗收相關技術體系。

4.4 建立基于風險分類分級的可持續管理體系

我國土壤類型的多樣性和土壤污染的復雜性等特點決定了按污染程度和土地用途實施土壤環境風險分類分級管理的基本決策。對農用地按污染程度實施風險分級管控,全面治理農田土壤污染及農作物重金屬超標情況,具體表現為:對清潔土壤(對應“土十條”中未污染和輕微污染類別)采取優先保護,對輕度污染土壤采取農藝調控,對中度污染土壤采取治理修復,對重度污染土壤采取替代種植措施等。
對建設用地根據企業生產狀態(新建、在產、搬遷后土地用途變更和搬遷后閑置)分別實施以污染預防、清潔生產、安全利用和防止污染擴散為重點的分類管理措施,形成建設用地污染預防、環境調查、風險評估、治理修復、全過程監管和可持續再利用的技術體系。在保障人體健康和環境安全的同時,深入學習發達國家綠色可持續修復的內涵、原則、評價指標、技術和管理要求,將綠色可持續性理念貫穿修復設計和施工全過程,鼓勵各利益方的積極參與與監督。一方面,從環境敏感性的角度降低或消除生態風險,減少修復行為自身的環境足跡,預防產生二次污染;另一方面,從社會可接受的角度刺激經濟生產力,綜合考慮人體健康、技術可行性、公眾接受度、市場價值等的平衡;
第三,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結合土壤環境功能和城市空間規劃,合理確定土地再利用用途,關注土地流轉再利用過程環境、社會及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同時,積極探索信息數據庫與共享、部門職責與協調、私人與社會融資、公眾參與決策等管理機制,以完善管理體系并保障其有效實施。
來源:《土壤學報》2018年3期
作者:陳衛平1,謝天1,2,李笑諾1,王若丹3
單位:1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2中國科學院大學;3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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